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地缘政治下的朝鲜半岛是个不陌生的友睦邻邦。但对普通中国人而言，地理学意义上的朝鲜半岛却是一个神秘陌生的国度。对于入朝参战的中国军人来说，除了肩负军人使命外，他们又是地理学意义上的走入他乡的外国人，以外国人初涉此地的新奇眼光打量这个与自己祖国不同的另一个国度。因此，抗美援朝文学在政治叙事与战争叙事之外，又多了一层域外叙事。
　　    朝鲜叙事的异域想象，表现最多的是歌舞，歌舞渗透着这个民族痛苦中的欢乐与坚强。不管是婚丧嫁娶、快乐悲伤，还是祭天拜地、春播秋收，还是世风俚俗、迎来送往，歌舞都成为这个民族情绪、性格、意志、信念的表达。劳动时要唱歌：“朝鲜的妇女和老人们春耕，田野里到处有歌声。山坡下，朝鲜的年轻姑娘们的歌声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晚上。”（路翎《从歌声和鲜花想起的》）战斗时要唱歌：“由于对敌人的仇恨，伏在土坎上，手榴弹就掷出去了，然后就又来唱歌、舞蹈，做着自己的一份日常工作。”（路翎《从歌声和鲜花想起的》）孩子们爱唱歌：只要有人提议“唱个朝鲜歌吧”，马上有一群孩子争相响应，不请自便地“唱起《道拉机》，举起双手，边唱边转着身子跳起朝鲜舞来”。（巴金《明珠与玉姬》）
　　    中国作家的朝鲜叙事，把朝鲜妇孺的歌唱与对敌人的仇恨紧密联系。歌声与仇恨，看似矛盾，却是朝鲜民族性格的组合。朝鲜民族信奉“恨”的哲学，通过集聚怨恨，求得一种抵抗强者的勇气和保存自我的力量。而任何积怨都需要通过释放的途径达到内外的平衡，歌舞正是朝鲜民族释放压力表达情绪的手段，成为民族特性代代传承的外化表征。
　　    域外叙事的他乡风情，多从朝鲜百姓的日常生活叙事入手，对朝鲜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服饰、生活习惯、风土民俗，包括语言障碍，在叙事者的“游客”心理和视野下获得了一种异质文化图景：“头戴乌纱帽的朝鲜老人”，“白衣白裙的阿妈妮”，翩跹裙裾“从胸至脚的白色长裙在微风里飘摆”的青年妇女，都被进行诗意化的浓墨重彩的描绘。朝鲜妇女家里家外的辛劳，承担了在传统中国北方农村本该由男人承担的重体力劳动（如田间地头、挑水劈柴、修桥铺路）。这对于汉民族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来说，无疑具有异域色彩。而且，妇女们顶水罐汲水，背背夹打柴，持舂杵做打糕，她们的日常生活，和这富有朝鲜民族特色的辛苦劳作紧密联系，成为朝鲜叙事中散见于文本各处的稳定意象。
　  　  战争期间，在朝鲜这片狭窄的土地上，云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7支外国军队，不同的文化、语言、种族、肤色、信仰、习俗，裹挟着异域文化的万种风情碰撞于一个特定时空，血腥于战争屠戮于战争也因缘于战争，形成一道文化纷呈的“万国”风景线。
　　    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的神秘想象所导致的错位认知，集中体现于朝鲜铜碗这个意象：朝鲜民族进餐喜用铜碗，西方人认为朝鲜遍地黄金，朝鲜铜碗一定是金子做的，于是“中国士兵在云山战役中被俘的美军士兵的行囊中，发现他们几乎人人都有几只朝鲜铜碗。后来才明白这是因为美军士兵听说，东方人使用的碗都是黄金制作的，所以他们一边打仗一边收集着朝鲜铜碗”。（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异域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异域视角的多棱性与丰富性，朝鲜铜碗在不同文化视角的打量下具有了不同含义：中国军看美军——贪婪无知，美军看朝鲜——遍地黄金，中国军看朝鲜——风俗殊异，三重异域视角形成一个三棱镜关系，互为照见彼此的文化价值和认知判断。
　　    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为新生共和国打出了国威军威，他们有面对强敌的勇敢，但在面对文化差异和他们所不了解的世界的时候，中国文化对鬼神的笃信使他们将从来没有见过的黑人，当做令人害怕的鬼魅而吓得“掉头往回跑”，很可爱地“失却”了英雄本色（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产生了异质文化碰撞的有趣一幕。
　　    作为战争文学，抗美援朝文学的政治叙事与战争叙事是其表现主旨。但这场战争的域外性质，又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异域想象的另一种空间，于是在主流叙事的缝隙里，我们窥见了潜藏或深或浅的域外叙事、文化碰撞的别样风情，为新中国的战争文学增添了一份别样的魅力和异域想象的体验，这也是抗美援朝文学带给我们的一份意外的收获。